芽笼的日与夜：新加坡“红灯区”的中国女人们 | 世界药丸
文章 | 顾言
“那个，明晚你有空吗？”
没头没脑的一句问话忽然在身后响起。我从电脑上移开视线，抬眼是窗外晚上八点多的新加坡，一丛硕大的美人蕉在月影中摇曳。整个办公室已经只剩下我一个，老孙靠在门口，一脸的憨笑。
我每次看到老孙这种人畜无害的憨笑都深感无语，忍不住吐槽：“我说，你整个下午一直在我们办公室门口来来回回，就是为了问这个？我有空啊，怎么了？”
“我这不是要回国了嘛，想去芽笼看看，你陪我去吧。”
“你找我一个女的带你去逛‘红灯区’？”
老孙挠挠头，笑得更憨了：“有你在，我感觉比较安全。”
/ 一 /
新加坡的芽笼，是一条长约一公里的大路，两边分布着许多小巷，以数字命名，一共有 44 条巷，单号在北，双号在南。其中，从 2 巷到 30 巷之间的双号巷，是新加坡合法进行性交易的区域。拥有正规营业执照的合法妓院主要集中在 16、18 和 20 巷；非法的站街女们则在 8 巷到 22 巷之间，或立，或行。
芽笼 18 巷（图片来源：Google map）
带前来新加坡旅行的朋友夜游芽笼，是我地陪的固定项目之一，尤其当朋友是男性的时候。“有你陪着，不用怕那些女的来搭讪，我女朋友也放心。”走进了芽笼的红灯区域，老孙仍在向我诚恳地解释，虽然他的眼光已经开始偷偷地四下张望，脸上的微笑透着新奇，又透着尴尬。
他说的完全对。
华人男性独自一人在芽笼街上走，接到媚眼是少不了的。在街边驻足的时候，可能还会遭遇一条雪白的玉臂，如柔软无骨的蛇一般，悄然爬上肩膀、或是绕进臂弯。这时如果回头，便会看到一张俏脸凑近，穿着低胸上衣的身子微微前倾，递过细细密密的一句中文：“要玩吗？”
夜晚的芽笼，弥漫着腾腾的热气，是积累了一天的热带阳光，是街边炉火正旺的餐馆街摊，是交互辉映的车灯、交通灯和霓虹招牌，还有挨挨挤挤的行人，身上单薄的布料遮掩不住脱离空调房后的满身燥热。没有人碰到我，也没有人挡住我的去路，我却不得不将脚步放得缓慢，只觉得到处都挤，到处都有人。也许到了芽笼，就是为了看人，因为专注看人，所以特别觉得人多。
看到最多的当然是女性，穿着紧身短裙、涂着红唇的女性。没有想象的年轻，大多已经过了青春最盛的时光。可能是妆太浓的缘故，在各色的灯光下，她们的面目年龄模糊。然而身体是丰盛的，尤其走在穿老头跨栏背心的男性身边时，饱满如美味的水果，摆在晒干的蔬菜旁边。
虽然身材妖娆的东南亚女性也时而可见，华人的站街女无疑是最多的。“大量的华人女性令芽笼成为华人顾客的首选，他们希望从性工作者身上获得‘女朋友’的体验。”在芽笼面对面采访了 176 名性工作者、新加坡南洋理工助理教授梁凯文，在与他人合作的有关芽笼性交易的经济学论文中这么写道，“这个地方，对于渴望陪伴的年长单身男性，尤具吸引力。大部分的顾客是新加坡人……”
人行道的红灯亮起，一位戴着金丝眼镜、头顶飘着几根稀疏白发的、六十来岁的华人男士停下不急不缓的脚步。他一手夹着烟，一手揣在裤兜，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，淡然的表情里，有一丝自得和愉悦、不知道从哪里寻得了孔隙、悄悄地钻了出来。他的另一边，是一名全身着黑的女性，裙子极短，领口极低，闪烁的红灯印在她雪白的肌肤上，仿佛披着时隐时现的神秘红纱。她也看着前方，交叉着腿站着，涂着鲜红蔻丹的脚趾在高跟凉鞋里不安分地动着。一会，脚趾的运动扩大了，她站立不稳似的一晃，伸手勾住那位男士插裤兜的那边手臂。男士举起夹着香烟的手，轻轻地拍了拍自己臂弯里的柔夷。两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微笑。这时绿灯亮起，他们齐齐举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有一种诡异的温情在。
我和老孙已经穿过了几条巷，穿过了各种样式的廉价香水味和汗臭味，穿过了不知多少落到老孙身上又轻飘飘移开的秋波。老孙的马球衫上印出了汗迹，脚步变得拖沓，目光也不再逡巡。“要是这边看得差不多，不如我们去走走那边人少一些的巷子？”我提议道，“然后正好往地铁站那边走，坐地铁回去。”
老孙擦擦额头的汗，忙不迭地点头，仿佛等待这句话已经很久。
我们走进了 18 巷，人潮稀少了许多，仅有双车道宽的路上偶尔有一辆汽车驶过，鼎沸的人声忽然淡下去，褪成夏夜虫鸣般的背景乐。这是新加坡常见的街景，一排双层的联体小楼，楼体颜色各异，粉蓝浅红，尽显东南亚风情。
“那个亮红灯的，就是一个妓院，合法的。”我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下，对老孙说，认真执行我的导游任务。那是一座淡蓝色的小楼，二楼有长方形的大窗户，一楼有落地玻璃门，里面影影绰绰地看得见人影走动。门口水泥场子的暗处，闲闲坐着两个穿白色圆领衫的男性。屋檐下晃着两个红灯笼。一块小小的电子招牌挂在门上，闪耀出一个五颜六色的单词——“ OPEN ”，营业中。
老孙刚放下的肩膀一绷，下意识地转头过去。这时，那两个男性中的一个站了起来，往前走了两步，逆着光，看不清面貌，只能看出是名个子不高、精瘦结实的壮年华人男性。
“不要回头，继续往前走。”我保持着原来的步速，低声说道。老孙很快领悟过来，若无其事地跟我一起走。于是，我们走过了挂红灯笼的米黄小楼，走过了挂红灯笼的粉红小楼，走过了没挂红灯笼的橘黄小楼。我偷偷地回头，那个人坐回了黑暗中。我眼角余光无意间扫过那座橘黄色小楼，二楼外墙上赫然一排中文：“浯卿陈氏公会”。浯卿陈氏公会，源于台湾金门的宗亲会，它的网站定义自己“为一地缘兼血缘性团体……目前会员人数 100 余名。”——事实上，除了风月场所，芽笼聚集了许多为人们提供心理依靠的会馆、以及精神支持的庙宇。
/ 二 /
在新加坡的红灯区，性交易是合法的，但这只意味着，大约有八九十个具备营业执照的妓院，分布在芽笼的这几条双号巷子里面。在这些妓院里面工作的女性，需要拥有由警察颁发的执照，并进行定期体检。那些走在街上的“自由性工作者”（freelance prostitutes），大部分没有这样的执照，甚至，没有拥有合法的工作签证。根据梁凯文等人的研究，一名典型的站街女，平均年龄是 26 岁，一天服务四个顾客，每个顾客平均收取 70 新币（约 336 人民币），一个月下来，扣除房租等支出，她的收入是 3,200 新币（约人民币一万五）。
（图片来源：Flickr）
这样的典型站街女并没有合法从事性服务业的执照。通常情况下，她拿着旅游签证进入新加坡。她的前六十次工作收入，需要全数交纳给那个帮助她进入新加坡的皮条客，其后，每天向其缴纳十新币的费用、以及收入的三四成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站街女都会有皮条客，不过，她们大多会处于某个或某些男性的保护之下——比如，黑帮成员。在芽笼，大约有 200 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皮条客，他们的主要任务，就是帮助站街女规避警察，以及在她们遭遇“坏客人”的时候提供帮助。
虽然没有合法执照，站街女同样可以带客人进入合法的妓院，花上十元新币、在一个房间共度一个小时——房费自然是由客人支付。不过，在芽笼遍地都是的平价酒店，也可以用同样的价格消费同样类型的房间，尽管这些地方并没有合法性交易的执照。而不管是在拥有执照的妓院、还是在灰色地带的酒店里，不管有没有皮条客的“保护”，站街女被客人赖账、甚至遭受人身侵害的例子，屡见不鲜。报警当然不可能，她们自己，躲警察都来不及。我的第一次芽笼之旅，就是新加坡人 JJ 对站街女悲惨遭遇的讲述中进行的。
“这就是男性社会的赤裸写真啊，站街女受到全方位的男权压迫，游客，嫖客，皮条客，甚至警察。”我感慨，迎着对面一名男游客将我从头到脚刷了一遍的直白目光，连忙补充道，“不不，不只是站街女，是所有女性，都是这样。”
研究旅游地理的 JJ 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：“这个社会并不是只针对女性有压迫呀，你没听说过小印度的‘五十块男士’吗？”
小印度，顾名思义，是新加坡印度裔人群的聚居之地，也是来自南亚诸国的外籍劳工聚集场所。据说，这些从事着体力劳动为主的“低端”青年男性，工余会在这里寻找挣外快的机会，比如，和某个年纪较长的当地男性“交个朋友”——在新加坡这个同性的性行为会被法律惩罚的国家里。我明白 JJ 的意思，都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学派著作的我们知道，这是全球化下的资本，在毫不留情地碾压过这些“被时代抛下的”边缘人——没有高学历和专业技能，来自发展中国家，行走在灰色的地带，男性同样也承受着压迫。梁凯文等人对芽笼的研究，也提到了来自南亚的“低端男性”：“来自孟加拉的建筑工人，尤其是芽笼红灯区的频繁访客，为这里的廉价性服务带来可观需求。”而这些顾客，是最不受站街女欢迎的一群，因为他们不愿意付高价，“利润最低”。
“其实，站街女基本都是外来的啦，本地人都很难做了，只能在有牌照的妓院里做。”夜幕下，JJ 继续介绍芽笼的站街女们，“你看，很多都不年轻了，陪读妈妈很多哦。”
新加坡实施”母子陪读“的留学政策，被新加坡中小学录取的外国学生，不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，都允许学生的母亲或其他直系女性亲属到新加坡陪读，直到孩子中学毕业为止。而且，在学生入学一年之后，符合条件的陪读妈妈可以申请到工作准证，在新加坡合法工作，补贴孩子的学习生活费用。曾为陪读妈妈的作家萧萧，在她讲述这一群体的书里面说，2002 年之后一段时间，陪读妈妈数量猛增，以东三省居多，她们多是下岗女工或个体户，以破釜沉舟的姿态，将新加坡视为新生活的开端。其中一部分陪读妈妈，在晚上换上了艳装，来到芽笼的街上。除了陪读妈妈，拿着旅游签证进入新加坡的东北年青女性，也成为芽笼站街女中异军突起的一支。
“都是东北来的，”走过几个聚在一起聊天的站街女身边，JJ 忽然低声跟我说，“你看，她们皮肤都很白。你知道啦，那些阿叔阿伯，老口味，都喜欢白的。新加坡女人，‘乌肉底’啦。”
这些来自中国东北的女性如何辗转在新加坡芽笼的夜晚，我并不清楚。不过，当我带着老孙重游此地时，芽笼的路边开着几家东北风味的餐馆。
/ 三 /
其实，我认识一名来自东北的前陪读妈妈。她三十岁上下，有个十岁的儿子。最开始的时候，她也是在中介的帮助下，以陪读妈妈的身份来到新加坡，继而参加了按摩和针灸的培训，获得工作准证。她的孩子并不适应新加坡的学校环境——或者她也无暇照顾到孩子，当我认识她的时候，她的孩子已经回到东北，跟父亲同住，而她在雇主的帮助下转换了身份，独自凭着劳工签证在新加坡工作。
我碰到她，是在一家开在政府组屋社区里面、顾客基本都是附近居民的美容店，店主是个眼大嘴大的新加坡华人女性。听说我没有指定的按摩师，店主转头冲着内屋大声喊道：“Linda 啊，Linda 啊！”
从飘荡着禅意十足的轻音乐和清淡怡人的薰衣草香薰的内屋里，疾步走出穿着淡绿工服的 Linda。除了一样有个英文名字之外，Linda 看起来跟其他按摩师格格不入。她脸上没有什么妆容，单单在眼皮上漫不经心地擦了些眼影，好像只是为了表示自己并没有素颜见人。黯淡发黄的皮肤和随意扎起来的头发，让她显得很是疲惫。
虽然看起来不那么精神，Linda 按摩的力道却明显比其他按摩师大。她一边微微地喘着粗气，一边不停地用她那带着明显东北口音的普通话跟我聊天：“你今年多大啦？是从哪里来呀？怎么肩颈这块这么紧？是不是长时间用电脑啊？新加坡很热的，湿气大，你要祛点湿了，后背一按都红了……”
Linda 的声音有点沙，语速很快，一旦启动聊天模式，就可以“啪嗒啪嗒”地一直说下去，而且，她从不推荐任何产品，就是纯唠嗑。她不仅问我的情况，也不吝于分享自己的经历。于是，在班得瑞的音乐声中，我知道 Linda 来自吉林的一个小城，二十岁不到就结婚生子，“反正也没什么事情可做。”她这样解释自己的早婚早育行为。
她跟丈夫两人在本地没有什么固定工作，也曾经出去打工，但觉得没前途，最终还是双双回到小城。后来，有人介绍了一个可以代办新加坡留学和陪读的中介机构，只要花上两万块人民币，就能让她带着儿子来新加坡。孩子可以接受价格低廉的优质中英文双语教育，母亲还能打工补贴家用，中介费用也承担得起，Linda 几乎不用多考虑，就立刻答应了。
“幸亏我来得早，又舍得花钱读了一个 certificate（证书），很快就找到工作，” Linda 很得意，在我背上按摩的节奏都跟着轻快起来，她显然对自己拥有证书一事相当骄傲，“我是正规的，不是那些乱来的，我有技术，是新加坡的稀缺技术人才，我靠自己就可以拿到工作准证。”
不过，在出国陪读打工这些大事上面英明决断的 Linda，在培养小孩上面遭遇了挫折。她的儿子虽然在中介的帮助下顺利进入新加坡的学校，却跟不上学习的进度。过了两三年，她儿子离开新加坡，回吉林老家上学，跟在爸爸身边。Linda 靠着她那新加坡稀缺的按摩技术，成功获得了独立留在新加坡继续打工的机会。“再过一阵，我也要回去，开个美容院，” Linda 告诉我她对未来的安排，“我老公现在在那边做市场调查，我在这边学技术，我们那边还是很落后的，只要我们开一个，其它店肯定比不过我们。”
被 Linda 按摩，对我来说，并不是件放松的事情。也许是相近的年龄和背景，也许是家常的闲聊和八卦，我很难将她当成一个职业的按摩师，尤其在她抱怨整日闲逛、只知和朋友唠嗑、没有管教小孩的老公时。我舒舒服服地躺在按摩床上，让一个类似朋友的人喘着气为我按摩，感觉很是奇怪。可是，在告别时，面对她理所当然地说：“那我就给你约某日某时啦，那时我在。”我纵然在心中万般挣扎，也很难说出拒绝的话。
最终还是 Linda 自己帮我解开了这个纠结的状况。“我下个星期就回国啦！”一走进按摩间，Linda 就高兴地说，音量明显比平常大。
“回去多久呀？是小孩放假吗？”我随口问道。
Linda 忽然压低声音：“我老公说他看店看得差不多了。我这几年，每年都存钱都寄回去，我算了下，本金已经有了。我这次回去后就不回来了。不过我还没跟老板说，等我那边都搞好了再跟她辞职。”
“那就太好了，你自己当老板啦！“我也压低声音，心里经不住地雀跃起来。很难讲明白，我的高兴，是由于 Linda 终于可以实现理想回吉林开美容店，还是由于我终于不用再纠结于被她服务这件事情。但不管怎样，这总是件好事，不是吗？
几个礼拜之后，当我结束完一次职业化的、只有精油产品介绍、没有个人经历分享的按摩，店长头也不抬地在电脑敲入预约信息：“那下次再给你约 Linda 啰。”
“啊？Linda 还在？”
店长奇怪地抬眼看我：“她回来了两个礼拜了。你约 Andrea 也可以，我给你看看时间。”
“嗯……还是就 Linda 吧。”我不知道熟客换到另外的员工那里、会不会对 Linda 造成什么负面影响，我更不想因为自己的特别行为、引起店长对 Linda 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的怀疑。
于是，我和 Linda 又见面了。她看起来更瘦了，还是一样谦恭又恳切笑容。不过，如今的 Linda 沉默了许多。
我反而有点不适应，主动问她：“回家怎么样啊？”
“啊，啊，” Linda 好像被我的声音惊醒，有点惶惶然，“挺好的，挺好。最近芽笼开了家火锅店，有东北酸菜，听说不错。”她转了话题。
“是吗？那我要去试一试。”我回答道，不再开口。
Linda 带着厚茧的温暖的手在我后背按压着，小小的房间飘荡着充满春日细雨和夏夜虫鸣的音乐声，犹如清泉石上流，舒缓而安宁。Linda 那些关于回吉林开店的辉煌理想、与孩子重聚的甜蜜期盼，被这流水般的音乐冲刷得干干净净，一丝痕迹也无。
/ 四 /
芽笼的热闹人气，不能只归功于“红灯区”的倩影，街头巷尾的邻里咖啡店（Kopitiam，提供饮料和传统早餐，通常也有简餐供应）、食阁（又叫熟食中心，类似国内的大排档）和各式小餐馆，汇集了新加坡最有名气的各种美味。每回碰到初到新加坡的朋友，我都会跟他们推荐一家芽笼的田鸡粥，很有旧时潮州家常的味道。
阿莲便是其中一个被推荐的对象，我们相逢在一座获过建筑设计大奖的豪宅里，它的对面是保卫森严的政府某官员府邸。豪宅主人是一位年迈的潮汕人，有时会邀请小同乡到他家来打牙祭——“年轻的时候最怕吃不饱了，年青人，要多吃，吃饱，”这位白手起家的豪富老人这么对我们说，“要多互相认识，多交朋友。”
吃饱了的阿莲和我，正进入“互相认识”的环节。她在一家潮州酒楼当服务生，一副典型的潮州女子长相，身材纤瘦，皮肤白净，清碧的眼睛总含着盈盈的笑意。那时她刚到新加坡打工三个月，住在芽笼。
美食永远都是初认识时最安全的话题。于是我说：“住在芽笼很棒呀，很多好吃的。有一家田鸡粥特别有名，我超喜欢的，你有没有去过？”
“我还没去过，前天才去吃了一份海南鸡饭，真的很好吃，但是要四块钱呢。”阿莲微笑着。
我想到那样小小一份田鸡粥标着八块新币的价格，那句“哪天我带你去吃”的话在嘴巴边上兜了个圈，绕成了：“新加坡的海南鸡饭很有名。”
“哪天我带你去吃吧，”阿莲说出了那句被我咽下去的话，“其实还有家杂菜饭也很好吃，两块多就可以吃很饱。”
豪宅主人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和阿莲聊天，一边跟别的客人说：“现在的年青人真不错。我上个月在泰国，碰到了新希望的那个女儿，在美国读过书，又有新知识，又有想法，世界到处走过，比我们当年强太多了。”
我和阿莲心情复杂地互相对视了一眼，颇感尴尬，深觉自己忝为新希望集团接班人刘畅那样的“年青人”。
后来，我来到了白天的芽笼，赴阿莲的邀约。她在地铁口等我，亲亲热热地挽起我的手臂。我们并肩走过宁静的小巷——那些熄灭了“ OPEN ”电子牌的小楼前，红灯笼在日光下显得暗淡疲沓。我们并肩走过喧闹的街边小摊——不少穿着背心甚至打着赤膊的新加坡阿叔坐在那里，喝着啤酒大声聊天。我们拐进了一处政府组屋，进入嘎嘎作响的陈旧电梯，走到筒子楼长长走廊的一端。
阿莲打开锈迹斑斑的厚重铁门，引着我穿过堆满杂物、光线昏暗的客厅，进入她住的房间。 说实话，自从大二那年学校宿舍翻新之后，我再也没见过这种类型的房间了。那是八十年代大学宿舍的翻版：长条形的房间，正对着房门是一个窗户，窗户一边靠墙放着一张上下铺，另一边立着一排木柜，木柜旁边是脸盆架，房子正中摆了张桌子，坐在下铺的床上就可以趴在桌子上面看书写字。阿莲拍拍床沿示意我坐下：“这个房间是免费的，中介提供。我那个室友住不惯，自己出去租房，好贵呢，比这个还要小的房间，就要四百，”她的眼睛里闪烁着俏皮的得意，“我现在是一个人住整间房，特别划算。”
阿莲是农村的孩子，但自幼心灵手巧，做事细致，于是被同村的姐妹介绍到潮州一个度假山庄做工夫茶的茶艺小姐。有一次，碰巧招待了一个客人。这个在新加坡开潮州酒楼的老华侨，一眼就看中了阿莲的形象和手艺。在新加坡，潮州酒楼仍是老一辈潮汕裔新加坡人聚餐的首选，服务员操着乡音同他们点菜、饭后再奉上潮州工夫茶，是必不可少的步骤。看着细声细气说着潮州话的阿莲，我可以想象，那位潮州酒楼的老板会是如何满意这样一位前台：阿莲完全可以满足任何一个背井离乡多年的老华侨、深藏在心中的那位家乡小姐妹的想象。
酒楼老板极力邀请阿莲到他这里来工作，并愿意给她做担保。阿莲前思后想，决定出来看看。“中介收四万人民币，但来了之后住宿不用我花钱，吃饭在公司可以吃两餐。我现在一个月是 800 新币（不到四千人民币），不到一年就可以把中介费付清，”阿莲的声音比老会计打起来的算盘还清脆，大珠小珠落玉盘，“而且，我老板说，我做得好，很快就可以当领班。做了领班之后，工资会升很多呢。”
“那很不错呀。就是离家远了些，你还是第一次出这么远门吧？”我问道。
“是呀，之前最远也就从家里到城里去。我就想着，现在年纪还不算太大，就算挣不到钱，出来看看也是好的。如果再晚几年，可能也就出不来了，要整天被念着结婚生孩子去。”阿莲捂着嘴嘻嘻笑，的确，在潮汕地区，过了三十的未婚女性，总会受到格外的关怀，“我想了，一直冲茶也不是个办法，到了这边做几年回去，就可以转到酒楼里面做了，可以做管理，做得长久。”
“可不是，你做了领班，接着就可以做经理了。”我想象着阿莲穿着一身西装裙，腋下夹个文件本，手上握个对讲器，在酒楼上下视察的样子。
阿莲似乎也想到了类似的场景，笑得弯下腰，连连摆手：“这里要做到经理很难啦。我现在开始在学英语，在这里做要会英语，只会讲潮州话，当领班都不太够使，”她望向窗外，凝神了片刻，“将来最好还是回国，去那种国际的酒楼，我有国外做的经验，又会讲英语，一定能升很快。嗯，一定能升很快。”
那天，我并没有吃上阿莲推荐的芽笼海南鸡饭。我在烈日下，匆匆走过芽笼的街道，汗如雨下。热闹的餐馆，肃穆的庙宇，暧昧的小楼，在热带的耀眼日光下，犹如曝光过度的影片，一帧帧的从我身边退去。
我跳上冷气袭人的地铁，奔赴绿树成荫的校园。那里，马上要举行一场学术讲座，主题叫做：全球化下跨国移民劳工对城市空间的塑造。在飞驰的地铁里，我忽然想起来，那天晚上，我忘记带老孙去吃那家 Linda 推荐的、有名的芽笼东北火锅店了。
注：文中人物均为化名。
参考书目
萧萧：《路在何方：陪读妈妈的真实故事》，新加坡，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出版，2004年。
Kok X.H. (2017) Singapore’s sex trade: licensed brothels, ‘sugar babies’, and laws you can run rings around.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23, 2017.http://www.scmp.com/lifestyle/article/2120339/singapores-sex-trade-licensed-brothels-sugar-babies-and-laws-you-can-run
Li. H., Lang. K., and Leong, K. (2018) Does competition eliminate discrimination? Evidence from the commercial sex market in Singapore. The Economic Journal, vol 128(611), pages 1570-1608.
Ng H.H. (2011) Moral order underground: an ethnography of the Geylang sex trade. Master’s thesis.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http://scholarbank.nus.edu.sg/bitstream/10635/29560/1/Ng%20Hui%20Hsien.pdf
Tai J. and Chuan T.Y. (2014) Shedding light on freelance prostitutes in Geylang. The Straits Times Sep 4, 2014. https://www.straitstimes.com/singapore/shedding-light-on-freelance-prostitutes-in-geyla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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